藍中華:一帶一路背後爭議

忠政快訊     2017-05-07     檢舉

歷史上曾有數個跨國經濟合作或援助計劃,最為著名的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提出的馬歇爾計劃、蘇聯為反制馬歇爾計劃而提出的莫洛托夫計劃,近代的則有日本提出的「自由繁榮之狐」,接著是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

前三個計劃的共同點是對享有共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國家施予經濟援助和進行經濟合作。

最終馬歇爾計劃取得巨大的成就,即促使歐洲的經濟復興;莫洛托夫計劃演變成歐洲共產陣營的經濟互助會,並隨著蘇聯解體而結束;自由繁榮之狐則後勁無力,不了了之。一帶一路不談意識形態,只談實際的經貿合作。

兩大解讀陣營

無論你喜歡與否,一帶一路是當今中國政府最佳的創新和品牌,其成長氣勢和受歡迎程度是空前的,其參與國數量和規模,均超越了歷史上的馬歇爾計劃和莫洛托夫計劃。據最新的資料,即將參與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會議」,計有28位國家領導人、50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和100多位各國部長。

然而,對於一帶一路的解讀,在馬來西亞則分成兩大陣營,一派以商人、政府和中華膠為主,全力認同和毫無無保留歡迎一帶一路倡議,認為這是有別於華盛頓共識和已失敗的共產計劃經濟的發展道路,屬於第三條道路,可透過優先發展基礎設施,進而帶動發展中國家發展實體經濟和獲得受惠;另一派則以接受西方大學教育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為主,帶著疑慮和質疑的眼鏡看待一帶一路,並認為這是中國新殖民主義和重商主義的象徵,企圖以輸出資本和過剩產能給全球,隨之而來將是被剝削、淪為中國產品的傾銷市場和成為負債國。

我們認識中國嗎?

兩派的二元對立是如此的顯著,但哪一派觀點是對的?還是兩派都對?抑或兩派皆錯?為何除了兩派之外,沒有第三方的解讀?針對該諸多疑問,我以為這與我們有多瞭解中國息息相關。

當代中國已經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國,其變化之快和之巨遠超眾人的固有思維。當你以為中國街道不安全和生活水平低的時候,殊不知走在中國街道比我國更安全,中國多個沿海省會的生活水平已超越吉隆坡。二十年前,馬來西亞人嘲笑中國人沒有手機;十年後,馬來西亞人繼續嘲笑中國人只會山寨別人的手機;今天,當中國的華為、Oppo和Vivo已崛起為世界手機大企業,喜歡嘲笑他人的馬來西亞人卻始終連一部像樣的國產手機都拿不出來。

這是物質的成就。至於非物質成就,除了政治路線被禁止公開討論之外,中國社會各階層對經濟、司法、社會和民生制度改革的討論程度非常炙熱,而且每一年都有改革方案落實。相對自由的我國,主體社會卻僅熱衷討論宗教課題,除宗教之外的改革議題備受冷落,改革步履蹣跚。

為了掌握當代中國快速變化的面貌,部分人依賴西方和港台媒體的報道,部分人則完全依賴中國媒體,部分西方大企業總裁、首席執行員甚至訂閱中國黨刊《求是》雜誌來瞭解中國當局執政思路。單純依賴中國或西方媒體來瞭解中國,皆宛如盲人摸象,無法得出一個全貌,前者著重黨政宣傳,後者聚焦中國黨政弊病。

要客觀地評估中國,無可避免需要閱讀兩方的文章,然後再得出一個平衡的觀感。問題在於,除了學者,有多少人有如此多時間和雅致去閱讀兩方的資料?同理,要瞭解一帶一路,就必須看各方的材料,甚至最好能與一帶一路的始作俑者對話。

中國智庫興起

最早可以追溯的一帶一路發表者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秋天在訪問中亞時首先提出一帶一路的字眼。之後,在習近平本人的大力推動下,一帶一路上升成國家大戰略,進而成為當今最火紅的國際合作項目。

可以肯定的是,一帶一路不是突然橫空出世,其形成是建立在以往的外交和商貿戰略實踐總結之上,後由習近平拍板採納和推行之。那麼是誰設計一帶一路戰略?

迄今,中國政府仍未透露一字半句到底誰是一帶一路的始作俑者。有臆測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也是復旦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是規劃者。今年一月中旬,在復旦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潘偉傑教授來馬談一帶一路的講座會上,我曾詢問潘教授誰是一帶一路的設計師和復旦大學有否參與規劃,得到的答案是習近平本人。

除了美國,中國是世界最多智庫的國家,目前有435家智庫(馬來西亞只有18家),其中6家被列入2016年全球智庫綜合排名100強之內,計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

集體創作成果

這些智庫日以繼夜為中國的大戰略把脈和出謀獻策,同時積極使用二軌管道與外國專家接觸和綜合資訊,中國政府則定期與智庫舉行調研以獲得回饋。因此,我以為一帶一路是中國黨內外智庫的集體創作,多過於是個人的創作。

跟隨西方繼續否定一帶一路,只是在逃避其取得的成就,而過於吹捧一帶一路則會陷入大躍進的陷阱。質言之,必須客觀地承認一帶一路的成績,以及檢討其不足之處。探討一帶一路也包含討論中國國家利益觀、地緣政治和中國模式的輸出,而這會另撰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