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惊动五国的战争 最大的受益者竟然是一个未参战的国家

全球华人资讯联盟     2017年05月16日     检举

 

对韩战的九点反思

 

 

 

这场惊动五国的战争 最大的受益者竟然是一个未参战的国家

1950年11月15日,海军AD-3俯冲式轰炸机(上中),向新义州鸭绿江上一座大桥的朝方一侧俯冲投下一枚2,000磅炸弹后拉升。这座大桥横跨鸭绿江,深入满洲里(中国东北)。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武力统一朝鲜和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部现象,而北韩国是苏美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商定的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如果以武力统一北韩国,实质上就是美苏两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韩战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金日成、斯大林头脑发热,怀着侥幸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第二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籍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送这批战士回朝鲜是为金日成发动韩战开的第一个军事绿灯。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这是为金日成发动韩战开的第二个军事绿灯。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

 

二、在战略上中国自始就参与了韩战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韩战开的第一个政治绿灯。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中共为金日成发动韩战开了第二个政治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毛泽东还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朝鲜统一: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是导致后来出现“抗美援朝”的一个关健性步骤,这种以武力撑腰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这一表态确定了中国对韩战的态度是只准北方向南边打,不准南方向北边打,这就道明了韩战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策略成为后来毛泽东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

 

三、战争决策的出台充满“个人说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同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毛泽东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事后毛泽东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毛泽东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毛泽东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

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毛泽东的意料,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与韩战本来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很快就变成了国家决策,一人之心成千万人之心,这样的事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令人感慨。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去年百来名影星集中起来拍了部影片《建国大业》,把建国的过程拍得好不仔细,国旗、国徽的设计、国歌的选用,诗人代表、画家代表、妇女代表都发表意见了,但唯独忘了拍一件要紧事,就是动用这个国家的军队需要多少人说了算,在1950年10月,这件事只需一个人说了算。

四、战争决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在毛泽东的思维中,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毛泽东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毛泽东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时,毛泽东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打过三八线,正在向中朝边境推进,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息、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达成一个共识─—韩战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出的一次挑战,为了这个挑战的胜利,东方阵营中的国家应该各尽其力,对毗邻朝鲜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当然就是出兵。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中国在第一时间成了受害者,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毛泽东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更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毛泽东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你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和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并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树。

斯大林显然对毛泽东的思维了若指掌,他在回电中说:“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当然斯大林的话与后来的事实完全相反。斯大林还进一步鼓动:“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甚至放言:“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事实上当时无论在欧洲方向还是在远东方向,苏联在战略和军事上都表现得小心翼翼,苏联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与西方阵营来一场彻底的较量,如果它敢来一场大较量,将提前30年解体。

 

五、战争目标定错及三八线的政治、军事含义

第二次战役后,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一些国家开始斡旋和谈。1950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会,13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该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13国提案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这一促使毛泽东作出战争决策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注意的是,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一提案,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的意愿。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13国提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4.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5.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1年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来,这一提案不论对北朝鲜还是对中国都相当有利,对北朝鲜而言,“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较于13国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面地考虑了中国的利益,“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实质上是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四巨头之一,这将使中国获得雅尔塔会议上中国不曾获得的地位,有了四巨头之一的政治地位,不仅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解决起来不在话下,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大开方便之门。

 

 

 

六、第五次战役问题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势:“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预测:“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是有利的。”3月1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在这四封关于春季攻势的电报中前三个的心境和第四个是不同的,前三个电报表现出毛泽东的高度乐观,“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而后来的事实是第三次战役没有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四次战役不仅没有占领大田、安东,反而被对方压回了三八线,因此第四封电报对春季攻势的设想已经不是最后一战,而是扭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局势。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战役态势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弄不清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38万兵力(30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再以主力打开战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围,38军113师进至三所里、龙源里,截断了以两个多师美军为主的一路联合军的退路,但由于其它方向的部队受阻迟误,未能达成战术合围,这路联合军经安州、肃川成功撤退。38军在阻击战斗中打掉了联合军的很多辎重装备,部队以前没见过这么多洋捞,在发往志司的电报中对战斗作了过于乐观的汇报,彭德怀以为很有可能歼灭这一路美军主力,在鼓励38军“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后加了“38军万岁!”,事实证明“万岁军”的赞誉给得过早了。“万岁军”在后来的作战中没有什么过人表现,1952年10月38军在白马山战斗中打得一塌糊涂,给韩国军当了回陪练,陪着对手打出一个白马师。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师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虽然达成战术合围,但因中国军队火力薄弱,气候严寒,补给困难,部队因冻饿非战斗减员很多,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之一部美军(约二个营)歼灭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志愿军伤亡3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反观中国军队,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能继续参战。志愿军伤亡3万余的统计排除了冻死冻伤等数字,这个数字高达4万,加上这个数字,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不下7万,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毛泽东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第四次战役时毛泽东承认志愿军在军事上有很大困难,但又说“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韩国师的力量还是有的”,乐观到了主观盲目的程度。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韩战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不真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9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4.9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2.6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9万,正好也是美军实际伤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志愿军各类人员损失到底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牺牲了几十万”,韩战对中方人员来说没有前后方的划分,只有作战区域的不同,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战史界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韩战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围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6000多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志愿军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毛泽东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志愿军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坏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蒋军,战争的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在短期内志愿军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层发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在战后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韩战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高强度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实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敌军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在第五次战役中第3、19兵团的损失明显大于第9兵团。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八、政治是有情绪的—─后两年的战争

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中方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读者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联合军的两次地面攻势只占领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与推进到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国又不可能为一场局部性热战调拨其它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战双方逐渐认同以实际控制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但总体上看联合军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因此联合军寻找其它议题刁难中朝军,冒出了战俘自愿遣返议题。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为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识形态仗、面子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遣返全部战俘》,声言:我方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如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斗争决不休止。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美国……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为了迫使联合军接受全部遣返原则,1952年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挤占”没有挤掉自愿遣返原则,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联合军代表提出8.3万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7.68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中国人民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战役导致志愿军战俘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军战俘,为美国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机会。

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自愿遣返对朝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毛泽东更看重政治上的尊严,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为了战俘遣返这个政治问题,志愿军官兵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战役历时43天,在前23天中15军45师伤亡8700多人,15军军长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一个师近乎打光这种情况以前已经出现过几次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伤亡1.4万多人,其中阵亡7000多人,亡伤比例为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联合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2000多人,志愿军以人命和联合军的钢铁作了交换。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表明中国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可以和美国继续博弈,宣传者感到非常振奋,把上甘岭战役升华成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5军从此声誉雀起,盖过了38军。

10月24日毛泽东在贺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韩战。”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1952年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1952年12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和扩大朝鲜现行战争的决议案(印度方案),这一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与北朝鲜外相分别于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发出通告,拒绝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上甘岭战役为中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却没能转化为战俘遣返问题的胜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很快改变了对战俘遣返问题的态度,3月21日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信:“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只补充一条“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在韩战的所有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方的声明表示放弃了2个多月前曾经坚持的立场。

战俘自愿遣返对中国而言是很没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换的病伤战俘,战后有1.4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没有回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役战斗,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都是无谓的牺牲,志愿军的血白流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中方接受自愿遣返原则时曾有过遗憾而痛苦的记述,毛泽东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

第一年的韩战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打的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后两年的韩战是为谈判而打的战争,东方阵营实际上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最后的停战协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态度,谈判桌上的落败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弱于美国的表现。有识之士这样评价韩战的胜负──“韩战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作一下裁决,在韩战中东方阵营失败了。

九、战争的哲学

1、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

决定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是与战争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国土面积、资源、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队规模及质量等属于物质,人民的文化程度、军人的军事素质、军事思想、民心士气、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属于精神。

《战争论》首次在哲学层面提出战争中的物质和精神,在《战争论》的各个章节中对物质和精神作了详细的阐述:“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1938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写过《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后来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不知是因为没有读完《战争论》,还是读完了却没有领会到,毛泽东未能悟出《战争论》的哲学精髓,导致后来他对战争哲学层面的把握不够深刻。毛泽东关于战争的基本哲学观是:“武器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于东方民族特有的狭隘性形象思维,失之于理性分析。毛泽东的表述把物质和精神分别形象化为武器和人,狭隘而不科学,武器只是物质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叠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概念。此项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来压低物质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宽泛来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战争中人有物质、精神两重属性,把战争的决定因素定为人,就对人有了过高的期望,当人的精神属性又无法满足这种过高期望时,就不得不转而透支人的物质属性,导致出现过大的、无谓的伤亡。“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质属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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