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驚動五國的戰爭 最大的受益者竟然是一個未參戰的國家

全球華人資訊聯盟     2017-05-16     檢舉

 

對韓戰的九點反思

 

 

 

這場驚動五國的戰爭 最大的受益者竟然是一個未參戰的國家

1950年11月15日,海軍AD-3俯衝式轟炸機(上中),向新義州鴨綠江上一座大橋的朝方一側俯衝投下一枚2,000磅炸彈後拉升。這座大橋橫跨鴨綠江,深入滿洲里(中國東北)。

一、對二戰後的世界戰略格局沒有清醒的認識

武力統一朝鮮和中國的紅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國的紅色革命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內部現象,而北南韓是蘇美兩國終結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狀態後依據商定的受降分界線分別扶持起來的兩個政權,如果以武力統一北南韓,實質上就是美蘇兩強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因此韓戰的本質是美蘇爭霸,爆發的起因是金日成、史達林頭腦發熱,懷著僥倖心理進行政治和軍事冒險。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澤東遞交了朝鮮勞動黨致中共的信,主要內容是請求中共把解放軍中的朝鮮師轉交給朝鮮政府,這一請求得到中共的滿足,毛澤東表示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這可以說是「抗美援朝」的萌芽。當年6、7月份,兩個朝鮮師整建制(共21000餘人)地回到了北韓。第二年初又有16000餘名朝鮮籍解放軍回到北韓。這37000名經歷過戰爭鍛鍊的朝鮮籍戰士是金日成組建軍隊的骨幹,送這批戰士回朝鮮是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的第一個軍事綠燈。有了骨幹後,史達林給了北韓一批武器裝備,其中包括150輛坦克,這是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的第二個軍事綠燈。以中國提供的骨幹和蘇聯提供的武器為基礎,金日成組建了一支十幾萬人的軍隊,實力超過韓國軍隊。

 

二、在戰略上中國自始就參與了韓戰

1950年4月,史達林首肯了金日成發動軍事進攻的想法,這是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的第一個政治綠燈。5月,金日成到中國向中共通報北韓將發動軍事進攻,中共向蘇聯詢問,蘇聯方面給毛澤東發電「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電報說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決權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發動軍事進攻。然而中共沒有行使否決權,也就是說中共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了第二個政治綠燈。不僅開了綠燈,毛澤東還表示必要時將以武力支持朝鮮統一:我們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帝國主義如果不干涉,沒有妨礙;帝國主義如果幹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也不管;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毛澤東的明確表態是導致後來出現「抗美援朝」的一個關健性步驟,這種以武力撐腰的支持態度對金日成來說無疑是一顆定心丸。這一表態確定了中國對韓戰的態度是只准北方向南邊打,不准南方向北邊打,這就道明了韓戰的本質。決定中國打不打的紅線是三八線,這一既定軍事策略成為後來毛澤東定下出兵決策的根本依據。

 

三、戰爭決策的出台充滿「個人說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日,史達林致電毛澤東:「根據眼下的形勢,如果您認為能為朝鮮人提供援軍,哪怕五六個師也好,應即刻向三八線開進,從而使朝鮮同志能夠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後備力量。中國部隊可以志願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同日,朝鮮特使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直接向毛澤東求援:「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10月1日夜,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召開,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討論對策,周朱劉三人的態度都很謹慎,毛澤東的態度很明確:這件事要管。經過徹夜討論,周恩來改變了態度,贊同毛澤東的出兵主張,朱德和劉少奇仍持保守態度,至今未曾有過朱劉二人主張出兵的記載。事後毛澤東曾說,在出兵朝鮮的問題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個半,一個指他自己,半個指周恩來。由於毛澤東具有最高決定權,10月1日的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已經定下了出兵朝鮮的戰爭決策。因為毛澤東指示這次會議不作記錄,會議的細節不得而知,但後人可以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對這一決策作出評判。

2日凌晨,毛澤東緊急電告高崗、鄧華:「(1)請高崗同志接電後即行動身來京開會;(2)請鄧華同志令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3)請鄧華將準備情況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動即行電告。」中國的戰爭車輪已經開始啟動。

10月2日召開書記處擴大會議,出乎毛澤東的意料,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持懷疑或反對態度,特別是軍隊的將領們幾乎都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把握。林彪說:「我不贊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採取『出而不戰』的方針,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這是上策。」雖然不同意見很多,但開會只有一個目的:將出兵決策貫徹下去。毛澤東說:「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我們不能再議而不決。既然林彪說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見還是彭老總最合適了。」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你明天想辦法派一架專機,到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我們常委明天做些準備工作,4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參與韓戰本來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想法,但在當時的領導體制和權力架構下很快就變成了國家決策,一人之心成千萬人之心,這樣的事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令人感慨。軍隊是國家的重器,動之須慎重,戰爭是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決策須謹慎,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作為反面教材可供中國人長期反思。去年百來名影星集中起來拍了部影片《建國大業》,把建國的過程拍得好不仔細,國旗、國徽的設計、國歌的選用,詩人代表、畫家代表、婦女代表都發表意見了,但唯獨忘了拍一件要緊事,就是動用這個國家的軍隊需要多少人說了算,在1950年10月,這件事只需一個人說了算。

四、戰爭決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就定下了出兵的決心,在毛澤東的思維中,促使他作出戰爭決策的因素有兩個: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毛澤東始終對金日成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想法持支持態度,只是在時機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毛澤東就向北韓特使表示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時,毛澤東雖然明白金日成的計劃與中國的統一進程相衝突,還是同意了金日成的進攻打算,而且有「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的重要承諾。在1950年10月1日,美軍已經打過三八線,正在向中朝邊境推進,在金日成發出求救信息、史達林希望中國出兵的情況下,毛澤東自然要履行「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的承諾。10月2日出兵決策尚未貫徹時,毛澤東致電史達林「暫不出兵」,史達林回電:「我向您提出派五六個師志願軍的問題,是因為我清楚地了解中國領導同志曾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就準備派幾個軍去援助朝鮮同志。」毛澤東先前關於出兵的承諾已經成了史達林敦促中國履行承諾的依據。實際上史達林和毛澤東早已達成一個共識─—韓戰是東方陣營向西方陣營發出的一次挑戰,為了這個挑戰的勝利,東方陣營中的國家應該各盡其力,對毗鄰朝鮮的人口眾多的中國而言當然就是出兵。

二是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金日成發動進攻,中國在第一時間成了受害者,台灣成了冷戰的棋子,被美國捏住了。毛澤東決定出兵不光是為了幫別人,更有為自己國家的打算。毛澤東一貫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一軍事鬥爭哲學,你美國進入中國的台灣,你就去朝鮮打你,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鬥爭哲學富於豪情和氣魄,但浪漫主義有餘,現實主義不足。中國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軍隊的裝備落後,如要大打一場,經濟上、軍事上都不具備條件,必須依賴蘇聯的供給,而蘇聯實力比美國弱,膽子比美國小,並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樹。

史達林顯然對毛澤東的思維瞭若指掌,他在回電中說:「基於以上同樣的原因,美國最後將不僅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及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當然史達林的話與後來的事實完全相反。史達林還進一步鼓動:「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那麼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連台灣也得不到」。史達林甚至放言:「我也考慮過,美國儘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而事實上當時無論在歐洲方向還是在遠東方向,蘇聯在戰略和軍事上都表現得小心翼翼,蘇聯需要的是休養生息,根本沒有實力和膽量與西方陣營來一場徹底的較量,如果它敢來一場大較量,將提前30年解體。

 

五、戰爭目標定錯及三八線的政治、軍事含義

第二次戰役後,戰線又回到了三八線附近,一些國家開始斡旋和談。1950年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開會,13個亞洲國家的代表團起草了《朝鮮和平方案》,主張:「立即停火;中美兩國軍隊撤出朝鮮;美軍撤離台灣海峽;南北韓軍隊解除武裝,由聯合國成員國組成的少量部隊和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留在朝鮮,完成選舉後撤走。」該提案以51票對5票(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通過。13國提案對中國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軍撤離台灣海峽」這一促使毛澤東作出戰爭決策的政治目標。而且必須注意的是,聯合國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支持這一提案,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數國家期望和平的意願。

第三次戰役結束後,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13國提案的基礎上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1.立即實現停火;2.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安排恢復和平所應採取的進一步措施;3.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並採取措施以實現聯合國關於在朝鮮建立統一政府的決議;4.在實現第三條步驟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鮮和確保朝鮮和平與安全的臨時性辦法;5.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1951年1月13日,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來,這一提案不論對北韓還是對中國都相當有利,對北韓而言,「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較於13國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面地考慮了中國的利益,「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實質上是承認了中國為世界四巨頭之一,這將使中國獲得雅爾達會議上中國不曾獲得的地位,有了四巨頭之一的政治地位,不僅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解決起來不在話下,也為台灣問題的解決大開方便之門。

 

 

 

六、第五次戰役問題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勢:「如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於一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然後休整兩個月,準備春季攻勢,則對民主陣線及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大眾影響甚好,對帝國主義則給以新的一擊,加重其悲觀失敗情緒。」1951年1月14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預測:「還有一種可能,即客觀形勢迫使我們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1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戰役之後,敵人可能和我方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那時談判將於中朝兩國有利。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是有利的。」3月1日毛澤東在致史達林的電文中說:「我們計劃在我軍第二番部隊到達後,在4月15日至6月底兩個半月內,在三八線南北地區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建制部隊數萬人,然後向南漢江以南推進,最為有利。」在這四封關於春季攻勢的電報中前三個的心境和第四個是不同的,前三個電報表現出毛澤東的高度樂觀,「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而後來的事實是第三次戰役沒有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第四次戰役不僅沒有占領大田、安東,反而被對方壓回了三八線,因此第四封電報對春季攻勢的設想已經不是最後一戰,而是扭轉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被動局勢。

 

七、對自身短處和敵方長處認識緩慢

第二次戰役是在對志願軍非常有利的戰役態勢下進行的,聯合軍以22萬餘人(其中美軍7個師)在弄不清中國軍隊大規模進駐朝鮮的情況下貿然北進,中國軍隊以38萬兵力(30個步兵師,3個炮兵師)虛位以待。

在西線中國軍隊先以少部分兵力節節抵抗,誘敵深入,再以主力打開戰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迴包圍,38軍113師進至三所里、龍源里,截斷了以兩個多師美軍為主的一路聯合軍的退路,但由於其它方向的部隊受阻遲誤,未能達成戰術合圍,這路聯合軍經安州、肅川成功撤退。38軍在阻擊戰鬥中打掉了聯合軍的很多輜重裝備,部隊以前沒見過這麼多洋撈,在發往志司的電報中對戰鬥作了過於樂觀的彙報,彭德懷以為很有可能殲滅這一路美軍主力,在鼓勵38軍「望克服困難,鼓起勇氣,繼續全殲被圍之敵」後加了「38軍萬歲!」,事實證明「萬歲軍」的讚譽給得過早了。「萬歲軍」在後來的作戰中沒有什麼過人表現,1952年10月38軍在白馬山戰鬥中打得一塌糊塗,給南韓軍當了回陪練,陪著對手打出一個白馬師。

在東線聯合軍以5個師向北冒進,志願軍第9兵團集中兩個軍的兵力將美軍陸戰第1師主力及第7師1個加強團分別包圍於下碣隅里、柳潭裡和新興里地區,雖然達成戰術合圍,但因中國軍隊火力薄弱,氣候嚴寒,補給困難,部隊因凍餓非戰鬥減員很多,除集中5個團將新興里之一部美軍(約二個營)殲滅外,未能殲滅陸戰第1師主力,其在美第3師接應下撤走。

第二次戰役的戰果是收復平壤,基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場上的頹勢。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戰役態勢下,沒能成建制地大量消滅美軍。如果第二次戰役的作戰對象是內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肯定是場大殲滅戰,打美軍卻打不成殲滅戰,說明美軍是與國民黨軍隊截然不同的作戰對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戰役記錄中,斃傷俘敵3.6萬餘(其中美軍2.4萬餘),志願軍傷亡3萬餘。美軍的損失統計是值得推敲的,美軍總共7個師,十幾萬人,如果第二次戰役減員2.4萬,減員比率約為17-18%的樣子,屬於中度減員,肯定會有部分建制部隊幾個月內無法再戰,而事實是在一個多月後的第四次戰役中,美軍7個師一個不落地參加了進攻,而且表現得精神抖擻,向北推進了約百公里。反觀中國軍隊,第9兵團的20軍、27軍因減員嚴重,無力參加第四次戰役,只有26軍能繼續參戰。志願軍傷亡3萬餘的統計排除了凍死凍傷等數字,這個數字高達4萬,加上這個數字,志願軍在第二次戰役中的減員總數不下7萬,占投入兵力的18%,為中度減員,可見第二次戰役中志願軍的損失無論在數量還是在比例上都遠高於聯合軍。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如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於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第二次戰役中國志願軍已經有不小的損失,發起第三次戰役的各種客觀條件均比第二次戰役差,怎麼可能取得超過第二次戰役的戰果?毛澤東在電文中不切實際的樂觀表明他對敵方長處缺乏認識,對志願軍的短處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第四次戰役時毛澤東承認志願軍在軍事上有很大困難,但又說「集中主力向原州榮州打下去,殲滅部分美軍及四、五個南韓師的力量還是有的」,樂觀到了主觀盲目的程度。

軍級建制在一次戰役後失掉再戰的能力,這一現象在第四次戰役同樣出現。在第四次戰役第二階段長達62天的防禦作戰中,志願軍第38、50、42、66四個軍在美軍的優勢火力下苦熬,傷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戰役的作戰序列中這四個軍全部缺席。第四次戰役的傷亡對比統計同樣不實,在中國官方的記錄中志願軍殲敵5.3萬餘,自身傷亡4.2萬餘,第二次戰役聯合軍陷於被動志願軍的損失尚且高於聯合軍,第四次戰役聯合軍處於主動,志願軍的損失怎麼可能少於聯合軍?相對志願軍38、50、42、66軍全部缺席第五次戰役,美軍的7個師又是一個不落地上了陣,這說明了什麼?

可以說中方關於韓戰每次戰役的傷亡對比統計都是不真實的,不實統計的累計結果就是戰後中國官方宣布殲滅美軍39萬,而事實上美軍戰鬥傷亡加被俘失蹤總共14.9萬(包括北韓軍隊的殺傷),因為無從得知北韓軍隊殺傷美軍的數字,即便把14.9萬全部算作志願軍的戰果,中國的官方記錄也把它誇大為2.6倍。中國對志願軍戰鬥傷亡加被俘失蹤的統計是39萬,正好也是美軍實際傷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戰役後的傷亡對比統計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志願軍各類人員損失到底有多少還是個未知數,洪學智在回憶錄中說「犧牲了幾十萬」,韓戰對中方人員來說沒有前後方的劃分,只有作戰區域的不同,是否在後方從事運輸、施工的人員也有較大數量的傷亡,是一個值得戰史界研究的問題。

為什麼在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無法大量殲滅美軍,並且出現從未有過的傷亡呢?這就要深入探討志願軍的短處和美軍的長處。

在韓戰的第一年,中國軍隊的弱點主要表現為三:打擊能力弱、機動能力慢、後勤補給不足。第二次戰役志願軍對美軍基本達成戰役合圍,卻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軍,原因就在於已經圍住的不能儘快吃掉,相距不遠的無法追上咬住,前兩項弱點盡顯。第三次戰役時志願軍距後方基地已遠,後勤補給薄弱的短處也顯現出來,部隊只能打7天,7天後則呈強弩之末。而對手後勤補給上的弱點被李奇微查覺到,志願軍被動地投入到事實上由美軍發動的第四次戰役。第四次戰役中的砥平里作戰,志願軍打擊能力不足更加凸顯,8個團圍攻6000多人的美法聯軍,付出不小的傷亡仍不能吃掉對手。砥平里作戰表明志願軍不可能大建制地消滅美軍,而這一點毛澤東和戰區統帥在第五次戰役後才認識到。

美軍的長處則正好相反:打擊能力強、機動能力強、後勤補給充足。第五次戰役中美軍反攻,志願軍有的軍打阻擊幾天就撐不住撤下來,能撐下來的軍戰後要補兩萬新兵,傷亡之大令人咋舌;美軍一旦形勢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願軍追不上,一部美軍如果被困,臨近美軍救援迅速,志願軍無法致敵於死地;面對經常缺乏糧彈的志願軍,美軍卻可以使用5倍於作戰規定的彈藥量。

回顧國內戰爭,那種「小米加步槍勝過飛機加大炮」、「鐵腳板賽過汽車輪子」之類的話非常不妥,這種唯心主義口號起了強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壞作用。事實上在遼瀋戰役、淮海戰役中的每次殲滅戰中,中共軍隊的大炮數量都超過了蔣軍,戰爭的勝利既是意志的勝利,也是物質的勝利,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面對新的對手,老的經驗不靈是很自然的,只有儘快認識新對手的特點,才能在新的戰爭中少損失,多受益。

在短期內志願軍的弱點無法克服的情況下,中國的決策層發明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輪番作戰」,「輪番作戰」在戰後關於抗美援朝的各種文字中常被津津樂道地提及。輪番作戰是對傷亡過大的因應,原有部隊因傷亡無法繼續作戰,下一場更大規模的戰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於是不得不持續派兵。國內戰爭時期不可能輪番作戰,條件不允許,也沒打過消耗那麼大的仗。韓戰中傷亡過大說明戰爭消耗超出了本國對高強度局部戰爭的負擔能力,輪番作戰的實質是國家以全面戰爭的投入來參與一場局部戰爭。輪番作戰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隊不熟悉敵軍的特點,不熟悉現代化戰爭的特點,在作戰中導致無謂的損失,在第五次戰役中第3、19兵團的損失明顯大於第9兵團。第五次戰役後彭德懷在致各軍的電報中說「有些部隊不講戰術,隊形密集,傷亡特別驚人」,「各級指揮員不善於組織指揮,這是血的教訓」。

八、政治是有情緒的—─後兩年的戰爭

第二次戰役後的外交斡旋中,「美國武裝力量自台灣及台灣海峽撤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地位的確定必須得到保證」是中方理直氣壯的兩條,而第五次戰役後開始的談判中,這兩條不見了蹤影。

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後,爭執最大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問題;二是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中朝方持上述主張,聯合軍一方則主張中朝軍後撤38~68公里,停戰談判不涉及撤退外國軍隊問題。談判桌上談不攏,於是演變成大炮和機關槍的辯論,聯合軍發動了「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和「空中絞殺戰」。「秋季攻勢」以志願軍陣地為目標,歷時24天,中方統計殲敵7.9萬人,中朝軍傷亡9.1萬人,以單位時間的傷亡計中朝軍的損失強度超過了第五次戰役。歷時一個多月的「夏季攻勢」以北韓軍陣地為目標,打完後中朝軍宣布殲滅聯合軍7.8萬餘,未公布已方損失,夏季洪水成災,中朝軍供應困難,傷亡情況讀者可以想見。

中朝軍以在「夏季攻勢」、「秋季攻勢」、「空中絞殺戰」中的大量傷亡換取了聯合軍放棄1.2萬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聯合軍的兩次地面攻勢只占領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與推進到朝鮮半島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線)的期望相差甚遠,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國又不可能為一場局部性熱戰調撥其它戰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戰雙方逐漸認同以實際控制線作為停戰的分界線,但總體上看聯合軍在戰略上是有優勢的,因此聯合軍尋找其它議題刁難中朝軍,冒出了戰俘自願遣返議題。中朝方主張全部遣返,聯合方主張自願遣返。為戰俘遣返問題雙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識形態仗、面子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必須遣返全部戰俘》,聲言:我方被俘人員必須全部遣返,如達不到這個目的,我們的鬥爭決不休止。5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對美國扣留戰俘》:「美國……扣留戰俘,是完全違反世界人類正義,破壞國際基本公約的非人道的犯罪行為,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

談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變成大炮和機關槍的辯論,為了迫使聯合軍接受全部遣返原則,1952年4、5月,志願軍各部開展了以「擠占」為目的的小規模戰術反擊,中朝軍宣布進行了大小戰鬥1800餘次,殲敵11.79萬餘人,未宣布已方傷亡情況。「擠占」沒有擠掉自願遣返原則,沒有達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聯合軍代表提出8.3萬人的遣返數字,其中遣返朝鮮人民軍7.68萬人,占應被遣返人數的近80%,中國人民志願軍6400人,占其應被遣返人數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戰役導致志願軍戰俘的數量大大超過美軍戰俘,為美國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機會。

兩年前意氣風發地越過三八線的金日成對這場戰爭已經絕望了,他在發給史達林的電文中說:「在過去一年的談判時間裡,我們實際上減少了戰鬥行動並轉入了消極防禦。這種狀況造成了敵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質財富上的巨大損失,而他們自身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失。」、「敵方利用這種形勢提出了談判中我方無法接受的要求。」自願遣返對朝方來說是件無所謂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軍的條件停戰。和金日成相比,中國的毛澤東更看重政治上的尊嚴,7月15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認為絕對不能接受敵人這種具有挑釁性和引誘性的方案,而且在敵人壓力之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如果敵人拒不讓步,繼續拖延,我們即擴大宣傳,揭破敵人企圖破壞停戰談判,擴大侵略戰爭的陰謀,動員世界人民輿論,並配合我們在朝鮮前線的堅持,使敵人不斷損傷,以逼使敵人最後讓步。如敵人竟敢於破裂談判,擴大戰爭,我們亦有所準備。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為了戰俘遣返這個政治問題,志願軍官兵將繼續付出血的代價。

1952年10月,美軍發動「金化攻勢」,即上甘嶺戰役,戰役歷時43天,在前23天中15軍45師傷亡8700多人,15軍軍長說「45師打得差不多了」,一個師近乎打光這種情況以前已經出現過幾次了。在上甘嶺戰役中,志願軍傷亡1.4萬多人,其中陣亡7000多人,亡傷比例為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聯合軍傷亡9000多人,其中陣亡2000多人,志願軍以人命和聯合軍的鋼鐵作了交換。志願軍在上甘嶺擋住了聯合軍的進攻,表明中國憑藉人力資源的優勢可以和美國繼續博弈,宣傳者感到非常振奮,把上甘嶺戰役升華成一次政治上的勝利,一種精神上的勝利,15軍從此聲譽雀起,蓋過了38軍。

10月24日毛澤東在賀電《祝賀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重大勝利》中說:「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制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採取妥協辦法結束韓戰。」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保衛和平,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奮鬥到底!》。1952年11月2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重申:「戰俘全部遣返問題仍必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1952年12月5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責聯合國「通過了一個支持美國政府違反國際公約、強迫扣留戰俘的立場以利其繼續和擴大朝鮮現行戰爭的決議案(印度方案),這一行動顯然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人民堅決表示反對。」周恩來與北韓外相分別於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發出通告,拒絕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上聲明:「我們願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那麼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願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上甘嶺戰役為中方贏得了軍事上的尊嚴,卻沒能轉化為戰俘遣返問題的勝利。1953年3月5日史達林去世,繼任者很快改變了對戰俘遣返問題的態度,3月21日蘇聯領導人給毛澤東和金日成去信:「蘇聯政府由此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談判中應建議所有堅決要求遣返的戰俘立即被遣返,其餘的戰俘則交給中立國,從而保證公正地解決遣返戰俘問題。」第二天,毛澤東即復電錶示同意蘇方的提議,只補充一條「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願回家者和不願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願遣返』原則相衝突。」在韓戰的所有重要節點上,中國都是唯蘇聯馬首是瞻,最後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來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的聲明》,表示:「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中方的聲明表示放棄了2個多月前曾經堅持的立場。

戰俘自願遣返對中國而言是很沒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換的病傷戰俘,戰後有1.4萬多志願軍戰俘去了台灣,回國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沒有回北韓的人民軍戰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戰雙方圍繞戰俘遣返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激烈殘酷的戰役戰鬥,志願軍付出了很大的傷亡代價,這都是無謂的犧牲,志願軍的血白流了。彭德懷後來回憶中方接受自願遣返原則時曾有過遺憾而痛苦的記述,毛澤東後來也說:朝鮮停戰協定就是妥協。

第一年的韓戰是為爭奪勢力範圍而打的戰爭,雙方打了個平手;後兩年的韓戰是為談判而打的戰爭,東方陣營實際上落敗了,因為中朝方最初堅持的「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和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問題後來都放棄了,對中途冒出來的戰俘遣返問題也放棄了,最後的停戰協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國的態度,談判桌上的落敗是蘇聯的總體實力弱於美國的表現。有識之士這樣評價韓戰的勝負──「韓戰的勝負不是在戰場上決定的,也不是由停戰協議確定的,而是由冷戰的最後結局決定的。」從這個角度作一下裁決,在韓戰中東方陣營失敗了。

九、戰爭的哲學

1、戰爭的兩大根本因素

決定戰爭的兩大根本因素是與戰爭有關的物質和精神。國土面積、資源、人口數量、經濟實力、科技水平、軍隊規模及質量等屬於物質,人民的文化程度、軍人的軍事素質、軍事思想、民心士氣、人的主觀能動性等屬於精神。

《戰爭論》首次在哲學層面提出戰爭中的物質和精神,在《戰爭論》的各個章節中對物質和精神作了詳細的闡述:「勝利不僅是指占領地區,而且也指破壞軍隊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因為在純概念中,只有雙方物質力量的差距不超過精神力量所能彌補的程度時,才能發生戰爭。」、「軍事活動絕對不是僅涉及物質因素,它總是還同時涉及使物質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兩者分開是不可能的。」、「因為物質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學方法分析合金那樣把它們分解開。」、「進攻中取得的勝利是已存在的優勢的結果,正確地說是由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優勢的結果。」、「勝利通常產生於各種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優勢。」、「任何戰鬥都是雙方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壞的方式進行的較量。最後誰在這兩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誰就是勝利者。」

1938年初毛澤東在延安寫過《戰爭論》的讀書日記,後來他還專門組織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不知是因為沒有讀完《戰爭論》,還是讀完了卻沒有領會到,毛澤東未能悟出《戰爭論》的哲學精髓,導致後來他對戰爭哲學層面的把握不夠深刻。毛澤東關於戰爭的基本哲學觀是:「武器是決定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於東方民族特有的狹隘性形象思維,失之於理性分析。毛澤東的表述把物質和精神分別形象化為武器和人,狹隘而不科學,武器只是物質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疊了物質和精神兩個概念。此項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來壓低物質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寬泛來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精神至上傾向、唯意志論傾向。在戰爭中人有物質、精神兩重屬性,把戰爭的決定因素定為人,就對人有了過高的期望,當人的精神屬性又無法滿足這種過高期望時,就不得不轉而透支人的物質屬性,導致出現過大的、無謂的傷亡。「今明兩年準備再有傷亡30萬人,再補充30萬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質屬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