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驚動五國的戰爭 最大的受益者竟然是一個未參戰的國家

2017年05月16日     檢舉

 

對韓戰的九點反思

 

 

 

這場驚動五國的戰爭 最大的受益者竟然是一個未參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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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5日,海軍AD-3俯衝式轟炸機(上中),向新義州鴨綠江上一座大橋的朝方一側俯衝投下一枚2,000磅炸彈後拉升。這座大橋橫跨鴨綠江,深入滿洲里(中國東北)。

一、對二戰後的世界戰略格局沒有清醒的認識

武力統一朝鮮和中國的紅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國的紅色革命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內部現象,而北南韓是蘇美兩國終結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狀態後依據商定的受降分界線分別扶持起來的兩個政權,如果以武力統一北南韓,實質上就是美蘇兩強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因此韓戰的本質是美蘇爭霸,爆發的起因是金日成、史達林頭腦發熱,懷著僥倖心理進行政治和軍事冒險。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澤東遞交了朝鮮勞動黨致中共的信,主要內容是請求中共把解放軍中的朝鮮師轉交給朝鮮政府,這一請求得到中共的滿足,毛澤東表示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這可以說是「抗美援朝」的萌芽。當年6、7月份,兩個朝鮮師整建制(共21000餘人)地回到了北韓。第二年初又有16000餘名朝鮮籍解放軍回到北韓。這37000名經歷過戰爭鍛鍊的朝鮮籍戰士是金日成組建軍隊的骨幹,送這批戰士回朝鮮是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的第一個軍事綠燈。有了骨幹後,史達林給了北韓一批武器裝備,其中包括150輛坦克,這是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的第二個軍事綠燈。以中國提供的骨幹和蘇聯提供的武器為基礎,金日成組建了一支十幾萬人的軍隊,實力超過韓國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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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戰略上中國自始就參與了韓戰

1950年4月,史達林首肯了金日成發動軍事進攻的想法,這是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的第一個政治綠燈。5月,金日成到中國向中共通報北韓將發動軍事進攻,中共向蘇聯詢問,蘇聯方面給毛澤東發電「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電報說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決權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發動軍事進攻。然而中共沒有行使否決權,也就是說中共為金日成發動韓戰開了第二個政治綠燈。不僅開了綠燈,毛澤東還表示必要時將以武力支持朝鮮統一:我們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帝國主義如果不干涉,沒有妨礙;帝國主義如果幹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也不管;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毛澤東的明確表態是導致後來出現「抗美援朝」的一個關健性步驟,這種以武力撐腰的支持態度對金日成來說無疑是一顆定心丸。這一表態確定了中國對韓戰的態度是只准北方向南邊打,不准南方向北邊打,這就道明了韓戰的本質。決定中國打不打的紅線是三八線,這一既定軍事策略成為後來毛澤東定下出兵決策的根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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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爭決策的出台充滿「個人說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日,史達林致電毛澤東:「根據眼下的形勢,如果您認為能為朝鮮人提供援軍,哪怕五六個師也好,應即刻向三八線開進,從而使朝鮮同志能夠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後備力量。中國部隊可以志願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同日,朝鮮特使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直接向毛澤東求援:「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10月1日夜,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召開,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討論對策,周朱劉三人的態度都很謹慎,毛澤東的態度很明確:這件事要管。經過徹夜討論,周恩來改變了態度,贊同毛澤東的出兵主張,朱德和劉少奇仍持保守態度,至今未曾有過朱劉二人主張出兵的記載。事後毛澤東曾說,在出兵朝鮮的問題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個半,一個指他自己,半個指周恩來。由於毛澤東具有最高決定權,10月1日的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已經定下了出兵朝鮮的戰爭決策。因為毛澤東指示這次會議不作記錄,會議的細節不得而知,但後人可以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對這一決策作出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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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凌晨,毛澤東緊急電告高崗、鄧華:「(1)請高崗同志接電後即行動身來京開會;(2)請鄧華同志令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3)請鄧華將準備情況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動即行電告。」中國的戰爭車輪已經開始啟動。

10月2日召開書記處擴大會議,出乎毛澤東的意料,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持懷疑或反對態度,特別是軍隊的將領們幾乎都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把握。林彪說:「我不贊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採取『出而不戰』的方針,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這是上策。」雖然不同意見很多,但開會只有一個目的:將出兵決策貫徹下去。毛澤東說:「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我們不能再議而不決。既然林彪說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見還是彭老總最合適了。」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你明天想辦法派一架專機,到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我們常委明天做些準備工作,4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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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韓戰本來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想法,但在當時的領導體制和權力架構下很快就變成了國家決策,一人之心成千萬人之心,這樣的事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令人感慨。軍隊是國家的重器,動之須慎重,戰爭是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決策須謹慎,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作為反面教材可供中國人長期反思。去年百來名影星集中起來拍了部影片《建國大業》,把建國的過程拍得好不仔細,國旗、國徽的設計、國歌的選用,詩人代表、畫家代表、婦女代表都發表意見了,但唯獨忘了拍一件要緊事,就是動用這個國家的軍隊需要多少人說了算,在1950年10月,這件事只需一個人說了算。

四、戰爭決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就定下了出兵的決心,在毛澤東的思維中,促使他作出戰爭決策的因素有兩個: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毛澤東始終對金日成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想法持支持態度,只是在時機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毛澤東就向北韓特使表示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國與毛澤東商談時,毛澤東雖然明白金日成的計劃與中國的統一進程相衝突,還是同意了金日成的進攻打算,而且有「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的重要承諾。在1950年10月1日,美軍已經打過三八線,正在向中朝邊境推進,在金日成發出求救信息、史達林希望中國出兵的情況下,毛澤東自然要履行「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的承諾。10月2日出兵決策尚未貫徹時,毛澤東致電史達林「暫不出兵」,史達林回電:「我向您提出派五六個師志願軍的問題,是因為我清楚地了解中國領導同志曾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就準備派幾個軍去援助朝鮮同志。」毛澤東先前關於出兵的承諾已經成了史達林敦促中國履行承諾的依據。實際上史達林和毛澤東早已達成一個共識─—韓戰是東方陣營向西方陣營發出的一次挑戰,為了這個挑戰的勝利,東方陣營中的國家應該各盡其力,對毗鄰朝鮮的人口眾多的中國而言當然就是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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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金日成發動進攻,中國在第一時間成了受害者,台灣成了冷戰的棋子,被美國捏住了。毛澤東決定出兵不光是為了幫別人,更有為自己國家的打算。毛澤東一貫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一軍事鬥爭哲學,你美國進入中國的台灣,你就去朝鮮打你,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鬥爭哲學富於豪情和氣魄,但浪漫主義有餘,現實主義不足。中國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軍隊的裝備落後,如要大打一場,經濟上、軍事上都不具備條件,必須依賴蘇聯的供給,而蘇聯實力比美國弱,膽子比美國小,並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樹。

史達林顯然對毛澤東的思維瞭若指掌,他在回電中說:「基於以上同樣的原因,美國最後將不僅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及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當然史達林的話與後來的事實完全相反。史達林還進一步鼓動:「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那麼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連台灣也得不到」。史達林甚至放言:「我也考慮過,美國儘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而事實上當時無論在歐洲方向還是在遠東方向,蘇聯在戰略和軍事上都表現得小心翼翼,蘇聯需要的是休養生息,根本沒有實力和膽量與西方陣營來一場徹底的較量,如果它敢來一場大較量,將提前30年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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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戰爭目標定錯及三八線的政治、軍事含義

第二次戰役後,戰線又回到了三八線附近,一些國家開始斡旋和談。1950年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開會,13個亞洲國家的代表團起草了《朝鮮和平方案》,主張:「立即停火;中美兩國軍隊撤出朝鮮;美軍撤離台灣海峽;南北韓軍隊解除武裝,由聯合國成員國組成的少量部隊和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留在朝鮮,完成選舉後撤走。」該提案以51票對5票(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通過。13國提案對中國是很有利的,其中有「美軍撤離台灣海峽」這一促使毛澤東作出戰爭決策的政治目標。而且必須注意的是,聯合國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支持這一提案,這一提案代表了大多數國家期望和平的意願。

第三次戰役結束後,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13國提案的基礎上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1.立即實現停火;2.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安排恢復和平所應採取的進一步措施;3.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並採取措施以實現聯合國關於在朝鮮建立統一政府的決議;4.在實現第三條步驟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鮮和確保朝鮮和平與安全的臨時性辦法;5.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1951年1月13日,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了五步方案。在今天看來,這一提案不論對北韓還是對中國都相當有利,對北韓而言,「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可以保障它的安全;相較於13國提案,五步方案更全面地考慮了中國的利益,「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實質上是承認了中國為世界四巨頭之一,這將使中國獲得雅爾達會議上中國不曾獲得的地位,有了四巨頭之一的政治地位,不僅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解決起來不在話下,也為台灣問題的解決大開方便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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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五次戰役問題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勢:「如我軍能照你們目前部署,於一月上半月打一個勝仗,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然後休整兩個月,準備春季攻勢,則對民主陣線及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大眾影響甚好,對帝國主義則給以新的一擊,加重其悲觀失敗情緒。」1951年1月14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預測:「還有一種可能,即客觀形勢迫使我們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1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戰役之後,敵人可能和我方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那時談判將於中朝兩國有利。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是有利的。」3月1日毛澤東在致史達林的電文中說:「我們計劃在我軍第二番部隊到達後,在4月15日至6月底兩個半月內,在三八線南北地區消滅美軍及李承晚軍建制部隊數萬人,然後向南漢江以南推進,最為有利。」在這四封關於春季攻勢的電報中前三個的心境和第四個是不同的,前三個電報表現出毛澤東的高度樂觀,「爭取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完成最後一戰的準備工作」、「在占領大田、安東之後,我軍再進行兩三個月的準備,然後再發動第五次戰役」,而後來的事實是第三次戰役沒有殲滅偽軍幾個師及美軍一部,第四次戰役不僅沒有占領大田、安東,反而被對方壓回了三八線,因此第四封電報對春季攻勢的設想已經不是最後一戰,而是扭轉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被動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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