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帝王南面之術令毛澤東神鬼莫測

全球華人資訊聯盟     2017-05-17     檢舉

毛澤東進入中南海後,閒暇之餘認真閱讀《二十四史》,從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毛晚年在中共黨內製造派系,堅持終身制和家天下,縱容後黨擅權等等,皆屬「帝王南面之術」。此外,劉少奇周恩來感到毛的意圖越來越難以領會和掌握。本文摘自辛子陵所著《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

辛子陵:帝王南面之術令毛澤東神鬼莫測

1952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懷仁堂(圖源:VCG)

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就熟讀諸子百家,尤酷愛讀史。在取得天下以後,1952年購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書3200多卷,800多冊,共4000多萬字。他如獲至寶,十分愛讀,圈點批註最多。據給他管理圖書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從1952年到1976年,毛澤東以風雨春秋二十四載的時光,用頑強的毅力,通讀了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點史冊、篇章還二遍、三遍、四遍地讀。」「寫下了大量讀書批註。」「對某些帝王的成敗得失也多所評論。」當然,除繁忙的政務外,毛澤東還讀了一些馬列的書和現代著作。但我們可以有根據地說,進京以後,《二十四史》是他讀書的主線,從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鑄成毛澤東晚年種種大錯的,諸如迫害和誅殺功臣,在黨內製造派系,堅持終身制和家天下,縱容後黨擅權等等,皆屬「帝王南面之術」。這帝王南面之術,就是怎樣鞏固皇權,防止大權旁落的學問,就是怎樣坐穩皇帝,怎樣駕馭群臣的學問。帝王南面之術的思想是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結合實際的運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記錄的花樣翻新的機巧權術和殘忍陰謀。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要給秦始皇正名,要給法家正名,正是他這種思想發展的必然歸宿。而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掩蓋下對法家思想的運用,使全國人民眼花繚亂,目瞪口呆。

自「七大」以後,劉少奇和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在抗戰末期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他們思想一致,路線一致,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劉負責黨務和政權建設;周負責軍事和統戰,凡有贊劃,莫不為毛澤東所器重和採納。住進中南海以後,他們那種親密無間的關係,悄悄地、逐漸地發生著變化。劉周感到毛的意圖越來越難以領會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過去提出的理論和路線去做的,但動輒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劉少奇和周恩來越來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謹小慎微,隨時注意與主席保持一致。

高崗是建國之初新升起的一顆政治明星。他生於1905年,陝西橫山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前敵總指揮部政委,協助劉志丹領導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圍剿。毛澤東到陝北後,高崗作為地方幹部的代表受到重視。1936年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書記。1942年5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代政委,與司令員賀龍比肩進入中共高級軍政領導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資望和年齡,與黨內同志如朱德、劉少奇,黨外人士如宋慶齡、李濟深,並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仍出乎全黨的意料之外。當時的解釋是高崗是陝北根據地的代表。有了陝北根據地,萬里長征的紅軍才有了個落腳點。陝北的代表人物劉志丹、謝子長都犧牲了,數下來就是高崗了。另一個沒有提出來的理由是因為高崗是親蘇派,毛澤東要「一邊倒」,需要藉助高崗疏通與史達林的關係。

1949年6月,毛澤東派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組團秘密訪蘇。劉少奇為團長。任務是向史達林通報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聯合政府的組成,新中國的內外政策,請求蘇聯援助,並商談兩國關係的一些問題。

在克里姆林宮,史達林率領全體政治局委員會見中共代表團。當劉少奇談到新政府的組成「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周恩來同志為總理,我和任弼時同志不參加政府」時,史達林插話問:「高崗同志呢?他參不參加政府?」

劉少奇回答說:「高崗同志參加政府,將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當劉少奇提到貸款問題時,史達林很爽快地答應先貸三億美元,並建議組成一個貸款條約起草委員會,說:「我們方面有米高揚、柯瓦廖夫參加,你們方面呢?」

劉少奇說:「我們方面由我本人、高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參加。」

史達林說:「我建議由高崗同志代表東北人民政府簽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劉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史達林立即轉向維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長同志,請明天就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發表高崗同志率東北商業代表團到達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開活動。」

陪同中國代表團訪蘇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羅斯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岡察羅夫訪問時,談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實:

我在華工作期間同高崗有著最密切的工作聯繫,我同他有著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關係。在我的記憶中,高崗是一位具有領袖天賦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華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測那時發生的事情。我想講一講我親眼目睹的,能夠說明高崗後來命運的事情。「

有一件事發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聯共(布)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收回了請蘇聯空軍和潛艇幫助解放台灣的問題。隨後情緒十分激動的高崗也發了言。他完全贊同劉少奇的發言,繼而表示,他想提出他個人的一項建議。高崗說,他建議宣布東三省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時蘇聯有十六個共和國,卡累利阿共和國當時也具有加盟共和國地位)。照高崗的意見,這可以保證東三省免受美國人侵犯,並把東三省變作繼續南下,以徹底殲滅蔣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崗還建議,在青島駐紮蘇聯艦隊,建議加強遠東的蘇軍,增加蘇軍的人數,並以這些想法證明上述建議是有根據的。高崗發表完意見,與會者響起掌聲,但從劉少奇的臉色看出,他已經怒不可遏。

會議結束,我同高崗和劉少奇坐上汽車回到住地。上車後劉少奇指責高崗叛變,兩人發生了爭執。當到達住地後,劉少奇馬上向毛澤東發了密電,要求召高崗回國。

1949年9月,香港的百萬富翁代表團來到毛澤東處,請求允許他們前往東北觀光。毛同意了。百萬富翁們觀光回來後再次到毛那裡報告觀光印象。他們在東北基本感到滿意,他們說,與南方國民黨地區一片混亂不同,那裡很有秩序。與此同時香港人士表示,雖說東北秩序井然,但那裡有點不像中國,而更像北方的鄰國。最使他們吃驚的是,在東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見史達林的肖像。毛聽到此事,非常生氣,當天便召來高崗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唯一問題是肖像問題。

政治局會議持續到深夜,大約在凌晨四點鐘,高崗來到我處,他氣憤地講起了會議上的情況。會上先發言的是劉少奇,他對高崗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提起高崗在莫斯科建議把東北變成蘇聯第十七個蘇維埃共和國一事。接著周恩來發言,他指責高崗背叛了中國人民,竭力將東北讓給蘇聯。他建議把高崗趕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我記得,高崗把周恩來說為摯交,周的立場使高特別痛心。毛澤東並未發表個人意見,只不過對決議投了贊成票。決議譴責高崗路線,並建議取下中國各地懸掛的史達林肖像。

高崗離去後,我長時間未平靜下來,我的情緒很壞。最後,我趕緊把這件事報告給莫斯科。

第二天,中國代表,其中包括劉少奇到我處,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釋。他們說,由於肖像畫得不好,決定將其取下。雖然我並不願意,但最後還是不得不向毛澤東說清楚此事。我與毛說定:蘇聯軍事機構、蘇中聯合機構以及中國的黨委會和團委會還是要懸掛史達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史達林的電報。他支持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路線,並譴責了高崗,這使我大吃一驚。

我拿著電報去見毛澤東,不過史達林譴責高崗的那一段話我並未讀給毛聽。不知怎麼毛知道了此事,並報告了莫斯科。過了一天莫斯科問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見毛,這次把全文告訴了他。毛對補充的內容很滿意。很遺憾,肖像一事並未到此結束。

1949年12月初,我們和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同史達林談判時,毛指示在瀋陽停車,並邀我遊覽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這未予料到的停車是出於什麼原因。他想確證政治局肖像一事的決議是如何執行的。在瀋陽所有高大建築物上,都掛著史達林身著元帥服的巨幅畫像,沒有一處掛著毛主席的畫像。毛當時顯然非常氣憤。當我們回到車站時,市委書記向毛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崗同志,林彪同志為史達林七十壽辰準備了整整一車廂的禮物,這節車廂已經掛在他的列車上了。毛對此表示說:「把車廂摘掉,把禮物卸下,一車拉到高崗家中,另一車拉到林彪家去。請你告訴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國給史達林同志帶去了禮物,東北現在還屬於中國」。

毛出訪莫斯科期間,高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擊。出訪前夕我已經著手給史達林寫關於中國的詳細報告,並在列車上寫完了。我在報告中把毛及其戰友的內外政策基本問題的實際活動與史達林向他們提出的建議作了比較。我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批評意見。1950年2月,即在毛澤東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獲悉,史達林對我這份報告以及其他評論中共中央的密電交給了毛。很久以後,米高揚也證實了史達林把這些文件交給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揚同我交談時,說:「迄今為止,還未找到能對史達林這一行為加以解釋和辯護的理由,史達林的行為成了後來排擠高崗的原因之一。從一開始我就清楚,史達林這一行為實已註定了高崗的命運。」

以毛的觀點看,高崗並不可靠,他曾經企圖靠史達林鞏固自己的地位。史達林在世時,毛還能容他,史達林一死,毛就和他算帳。毛澤東對高崗事件的處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術的精微。毛澤東接到劉少奇反映高崗在蘇表現並要求立即召回高崗的電報後,比劉少奇還要「怒不可遏」,但當高崗提前回國出現在菊香書屋時,毛澤東對他慰勉有加面許高崗準備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使高崗受寵若驚,產生了天大的錯覺,以為毛澤東在走親蘇路線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劉少奇。